政策评估应从政策形成肇始，而非仅在政策循环末尾行动。

[7]行政行为一词在《行政诉讼法》中出现频率极高。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是否要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22]因而无论是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还是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赔偿义务机关拒绝赔偿、根本未进行答复还是答复未使当事人满意时，行政行为或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都不成为法院审理和裁判的焦点。

相反，申请人所要求公开的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该信息是否存在、是否属于不公开范围、是否属于被告公开等问题，[23]才是这类案件的争议中心和法院审查的重点。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重要性。据初步统计，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法》中出现达36次，仅次于人民法院（117次）和行政机关（52次）。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依现在眼光看，该条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与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有关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规定，被指与行政诉讼本质不合。

[16]参见江必新、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探讨》，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8]维持判决的存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中确立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形式即是明证。《物权法》的颁布使得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具有了制度化基础，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杨景宇先生认为该法对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4}。

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1)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2)在机会公平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此更多关涉公民的经济、社会利益{9}。当下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日趋紧绷、原有的单一价值观走向多元，这一格局迫使国家管理的思路必须做出调整。不妨简单总结一句，初步建成的法律体系承认和界定出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为公民保有和行使权利提供了现代社会最为可靠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私有财产权表面看来指向经济利益，却产生出意料之外的道德意义。

然而，进入承平时期，尤其改革以后，中国社会从温饱不足到进入总体小康，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个人捍卫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烈。由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确认的权利构成了一个合法政府必须在其中活动的框架，这为我国政府朝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转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指标系统。

公益事业方面，如《献血法》。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利越多，就越能有助于公民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越能构成对公权力行使的有效制约，从而促进选择法律成为国家和民众共有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规范了国家机关的执法行为，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出法定边界。201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批关涉公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法律进行了修改—如《全国人大会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全国人大会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监察法》等，及时修正了一些不合现实情况的规定，落实和扩展公民平等、积极地参政议政，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断推进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体制。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是长远发展方向，但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有效惩罚方式之前，死刑并不需要完全立即废除。虽然衡量一国法律体系是否形成及质量高低的标准并不在以量取胜。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社会保险法》，这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首次就保险制度进行立法。{10}李君如：社会建设问题凸显人权发展新要求，载《北京日报》,2010-12-20。

相反，其必须依赖政府权力所提供的保障。由此，财富不仅意味着一个账户，同时也是一份独立宣言。

如果说个人权利是个人手中的政治护身符{7}(P.6)，那么，法律规定则是个人权利的授权书。[2]请参《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第1984/50号决议批准）第1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

{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信春鹰副也认为，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史，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涉及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转型，必然伴随着现代化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制度建设，有些发达国家形成这样一个法律体系用了三、四百年时间。快速立法正是对这一客观需要的响应。没有私人财产，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个人就会失去自由活动的空间。当然，宪法对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规定仍是纲领性、原则性的规定，政治自由要在民众生活中得到实现，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此外，社会立法领域尚缺基础性法律。四、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未来立法的趋势中国经过30余年改革，已经站在了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上。

需要指出的问题是，在过去20年间颁布的社会法律，其中相当部分是由行政部门或社会团体组织起草的，存在着部门化倾向及应时应急的特征，因此，法律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比较明显。{6}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将会使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部支架性法律，社会成员享有公共福利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赵汀阳先生曾言，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权利抵抗权力，除了权利，个人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了{6}(P.235)。

同时按照罪刑相当、宽严相济的原则，严格限制缓刑、适当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将此总刑期由现在的20年提高到25年）。国家对财产权负有尊重、保护的义务，政府存在的宗旨是保护包括公民财产权为核心的各种权利。

二、以权利制约权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特征权利是法律所许可的自由与利益，通过法律明确界定各种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和生命权），并且给予分类承认，规定不同的救济措施，一方面，能给予公民行使权利明确地保障。社会保障方面，如《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社会法立法的步伐明显加快，相关法律陆续出台：对弱者的保护方面，如《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于2007年1月1日起将下放到地方法院的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这一举措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死刑案件中的冤假错案率，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举的刑事司法理念。

死刑立法的调整从实体和程序上对司法机关的量刑与行刑作出了严格限制，是保障人权、履行公约义务和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现实反映。由前述不难看出，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不仅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限制国家的权力。

【注释】[1]被取消的13项死刑罪名具体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等。经过这样的刑法改造，现有保留死刑的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几类后果致命或其他最严重犯罪中，这与国际人权法将死刑适用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罪行[2]的精神相一致。

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政府部门主动公开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各类信息。面对如此复杂的新形势，过去的政策调控机制日渐失效，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采用新的手段，这种新的手段即是法律。

随着法律法规的大量出现，过去简单的权利-权力结构转变为复合型的权利-法律-权力结构。为此，要培育公民社会、形成公共空间，就必须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政治参与的权利。在刑事立法方面，死刑存废以及适用死刑的特殊程序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问题。私有财产权为个人划定出不可缩减的个人空间，从而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

无论在法学理论领域还是立法实践进程中，社会法这一概念的引进与使用，其历史最长不会超过最近二十年。由此，公民的各项权利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渠道获得更加平等的、普遍的制度保障。

{8}竺效：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社会法语词之使用确定化设想，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这一宪法条款明确赋予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六大基本政治权利。

前者是现阶段重点，后者是新的趋势。{7}[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